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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美國當地時間3月17日，美國國會針對密歇根州弗林特市水危機舉行聽證會。密歇根州州長施耐德與聯邦環保署署長麥卡錫出席聽證會，接受議員質詢。 ? 　　兩黨議員嚴厲批評施耐德與麥卡錫沒有及時介入弗林特市的供水危機，進而要求兩人辭職，以承擔責任。 ? 　　因更換供水公司與水源，弗林特市水危機自2014年4月爆發。居民飲用水發黃，鉛含量超標，具有強腐蝕性。 ? 　　事件背景 ? 　　2014 年 8 月，美國弗林特(Flint)爆發水危機。Flint 的供水被發現三鹵甲烷(THMs)超標，這是氯消毒的副產物，長期接觸可致癌。從 2015 年 9 月到今年大選，美國弗林特水危機逐步從一個地方事件上升到全國焦點。Flint 作為一個現居人口不多的城市，借水危機事件逐漸走入美國公眾視野。 ? 　　2016 年1月5日，施耐德州長宣布杰納西郡全郡進入緊急狀態，并首次對此次危機進行公開道歉。2016 年1月8日，東密歇根區聯邦檢察官宣布展開調查。此次事件的影響，正式從州一級，上升到聯邦一級。一個月后，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宣布，FBI、EPA 總稽查長、EPA 犯罪調查部及美國郵政警察介入聯合調查。2015 年1月13日，施耐德州長宣布派遣密歇根州陸軍國民警衛隊入駐 Flint。后陸續增兵。 ? 　　2016年3月15日，美國國會就密歇根州弗林特水危機舉行聽證會，質疑美國環境保護署沒有及時采取措施，阻止飲用水鉛超標悲劇發生。美國環境保護署地方負責人蘇姍·赫德曼辯解說，執法手段太少致使她沒能采取更為有力的措施。然而，媒體此前曾曝出美國環保署以及密歇根州政府早就知曉弗林特飲用水不合格，但并未及時公布，也沒有采取有效應對措施。 ? 　　“已不是單純的公共衛生事故，而是踐踏人權的行為” ? 　　自弗林特水危機以來，弗林特數百名兒童血鉛超標，數萬居民依靠瓶裝水和濾水器獲得安全飲水。而在過去1年多的時間里，飲用鉛超標的自來水已給弗林特居民帶來了永久傷害。雖然水質不合格，但是弗林特居民一直繳納每月上百美元的水費，直到今年3月才停止。 ? 　　在弗林特市采訪時，看到一個社區中心的外墻上寫著這樣的標語：“水是一項人權”。弗林特一家餐廳的老板羅布·克來說：“衣服臟了洗洗就干凈了，飲水安全是關系到身體健康的大事。”很多餐廳和咖啡館在顯著位置打出標識：“本店提供純凈水”。弗林特市政府委員會成員凱利·尼爾森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市政府目前還沒有能力對所有人進行全面排查。據不完全統計，弗林特至少有數百名兒童血鉛超標。鉛中毒可能造成人思維遲緩、兒童學習能力減弱、腎臟損傷、大腦發育不充分等問題。目前沒有較好的治療方式，只能按照醫生的建議，多吃蔬菜和多飲牛奶盡量排毒。”專欄作家、紐約大學全球公共衛生學院的本杰明·司普爾博士認為：“弗林特水危機已不是單純的公共衛生事故，而是踐踏人權的行為。弗林特飲用水污染將侵害當地兒童的健康權，違反了《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五條規定的‘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 ? 　　聯合國大會及其人權理事會早已通過多項決議，敦促保障人人享有飲用水這一基本人權。2010年7月，第六十四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享有飲水和衛生設施的人權》的決議，強調“享有安全和清潔飲水及衛生設施的權利是一項人權”。3月3日，安全飲水和衛生專員里爾·赫勒等6名聯合國人權問題專家對美國弗林特水危機事故表示關注，認為這侵犯了人權，敦促美國政府保護兒童等容易受有毒物質影響的群體，并盡快批準《兒童權利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專家們表示：“沒有父母應該像弗林特的父母那樣忍受內心的煎熬，孩子有權獲得高質量的身體和精神健康。” ? 政府部門沒有及時采取應對措施，最終釀成人道主義災難 ? 　　面對弗林特不斷發酵的水危機，美國環境保護署和密歇根州政府又是如何應對的呢?最近公布的州長電子郵箱內容和15日的聽證會從一個側面揭示了聯邦和州政府部門的應對過程。正是政府部門沒有及時采取應對措施，才使弗林特水危機遷延時日，最終釀成人道主義災難。 ? 　　2014年，弗林特開始采用本地弗林特河的水源。弗林特河水色澤、口感都有異常，一直有居民投訴。2014年10月，通用汽車引擎工廠因擔心水中氯化物會腐蝕汽車零部件而棄用弗林特河水，然而這都未引起環境保護署的重視。2015年6月，環保署專家戴爾·杜拉爾在一份內部報告中就警告，弗林特居民飲用的自來水含鉛量嚴重超標。 ? 　　密歇根州州長公布的郵件顯示，弗林特水危機發生后，州長里克·施耐德身邊的顧問忙著進行“公關”。2015年10月6日，他的發言人大衛·默里在一封郵件中表示：“現在我們得到的信息是州長沒有卷入弗林特水危機，讓州長去弗林特視察是一個好主意，顯示他關心這個問題。等他到弗林特才宣布，這樣既能避免抗議，又能獲得高曝光率。” ? 　　2016年1月，水危機持續發酵，當《紐約時報》向施耐德提出采訪請求的時候，默里還在斟酌得失，并與同僚討論：“你覺得讓《紐約時報》對州長進行10分鐘的采訪對我們有利嗎？反正無論是否接受采訪，他們都會寫這個報道……接受采訪可能對我們在全國媒體中發出聲音有幫助。” ? 　　美國《飲用水安全法》規定，如果對民眾的健康發生“即時、嚴重”的威脅，州和地方政府未能采取措施，環保署應采取必要措施保護人民健康安全。而赫德曼則認為，密歇根州環境質量部在2015年8月已經下令進行污染控制，因此環保署擔心超越法律權限，被“束縛了手腳”。赫德曼還任命杜拉爾領導一個小組，防止密歇根州環境質量部指責聯邦環保署在切換水源方面負有法律責任。直到赫德曼辭職后，環保署才宣布弗林特進入緊急狀態。據杜拉爾觀察：“在每一個階段，環保署都把時間花在處理同州和地方的關系上，而不是保護兒童。”參與弗林特水質監測的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教授馬克·愛德華茲在出席聽證會時說：“我不懂法律，但作為一個人，赫德曼當時應該立即向公眾說明真相。” ? 　　國際環境保護組織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環境公平項目律師安佳里˙維卡爾認為，弗林特居民需要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密歇根州政府需要推動改革來落實《飲用水安全法》。而更多的人不禁發問，水危機怎么會發生在擁有豐富淡水資源的“大湖之州”?密歇根州州長里克·施耐德和環保署署長吉娜·麥卡錫也將在周四出席聽證會，民眾期待早日得到這場人道主義危機的答案。

?近日，中國科學院重慶綠色智能技術研究院環境友好化學過程研究中心研究員徐愿堅等發明的“蒸汽熱浸提處理污泥的方法”獲得國家發明專利授權（專利號ZL201410468152.4）。 ? ? ? 該發明提供了一種采用蒸汽處理城市污泥的新方法：首先將城市污泥盛放于物料框內并置于密閉反應釜的中部，然后對反應釜抽真空后從上部通入高溫蒸汽，讓蒸汽加熱污泥，破碎細胞，溶出有機質，使富含有機質的浸提液在重力的作用下與污泥分離并匯集于反應釜底部。這樣一來，浸提液可作為液體肥、土壤改良劑、污水處理廠反硝化碳源等利用，而殘余污泥中有機質含量低，則可經簡單脫水或自然風干后作為建材、土地回用或填埋等得到徹底處置。 ? ? ? 該發明采用“蒸”代替傳統水熱處理“煮”的方法，實現污泥始終只與蒸汽接觸，設備無需攪拌，單批次處理量大，處理效率高，可實現城市污泥的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處理。 ?

近年來，我國不斷完善各項環境標準，尤其在水環境領域更是密集，不少標準都在制定或修訂中。然而，業內人士指出，作為標準的制定依據，水環境質量基準（以下簡稱“水質基準”）還缺乏植根于我國國情的持續研究，難以為標準制定提供有力支撐。   　　怎樣才能科學劃定水質基準？水質基準將如何與水質標準、排污許可證掛鉤？對此，中國環科院環境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征濤表示，我國的水質基準應該建立在本土化環境生態與人體的特異性數據采集的基礎上，科學制定我國的水質基準，進而為我國的水質標準、排污許可證的制定和發放以及總量減排提供科學依據。   　　我國的水質標準指標限值長期主要照搬美歐等發達國家，由于缺乏我國特色的環境與生物試驗基準數據，導致現行水質標準的科學準確性和實效精確性都可能存在問題   　　“我國的水質基準還處于缺位階段，只有一點點填補上，才能為一系列環境監管措施、管理標準提供科學支撐。”劉征濤向記者表示，水質基準可謂是標準的標準。如果說國家和地方的水質標準好比市場中開展不同交易的秤，那么水質基準就是一臺“公平秤”，所有開展交易的秤都需要由它來校準。   　　同時，水質基準是制定水環境監控標準的科學依據和理論基礎，主要考慮自然生態系統特征并基于毒理學試驗得出的科學推論。只有科學地制定準確的水質基準，再結合考慮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經濟、技術等因素，經過綜合分析制定出的標準才能真正成為環境監管的“抓手”。   　　劉征濤介紹說，“然而，現實情況是，我國的水質標準指標限值長期主要照搬美歐等發達國家的限值，由于缺乏我國特色的環境與生物試驗基準數據，即本土水質基準技術體系的科學支撐，因而導致現行水質標準的科學準確性和實效精確性都可能存在問題，繼而可能影響已有的環境監管效果。”   　　記者了解到，美國早在1905年就開始了水質基準的民間研究，1968年國家層面已經出臺了相應基準。2013年，美國已經確定的水質基準值共包括207項，其中160多項為化學優控污染物。相比于美國長達百年的研究和實踐，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研究還屬“空白”。   　　劉征濤強調，如果要制定科學的水質基準，劃準水環境“紅線”，就需要保證基準的制定方法與技術科學適用，包括選取哪些本土生物和相關試驗指標才有合理的代表性與可靠性，以及哪些化學污染物屬于需政府優先管控的污染物等。   　　“比如每個國家的水環境生態系統可能不同，針對自己的特點，美國選取的本土基準最少水生動物為3門8科，歐盟至少需要3門5科；根據我國流域水環境具體情況，‘十二五’期間我國水環境基準研究相關課題組選取本土基準最少水生動物為3門6科，初步提出我國本土基準閾值4類20余項。”劉征濤表示，“同時，經過‘十一五’以來連續多年的努力，已基本研究構建了我國的流域水環境基準方法技術體系和相關水質基準研發試驗平臺，發行出版了《中國水環境基準綠皮書》等論著。”   　　他告訴記者，在2005年松花江硝基苯污染事件中發現，我國對硝基苯要求的水質標準限值遠低于俄羅斯相關的環境標準限值。其原因就是我國水質基準照搬美國相關水質基準，沒有植根于我國國情考慮。   　　“如美國水質基準主要用北美本土的虹鱒魚、鮭魚等冷水性咸—淡水回游魚類且結合美國自然水體的水環境特征做相關的環境生態毒理學實驗而獲得有效的基準數據；而我國的本土魚類以鯉魚、鯽魚、鰱魚、草魚等溫水性淡水魚類為代表，而且我國不同區域、流域自然水體的水質特征差異較大，可能導致過去我國參照制定的相關標準保護過度；實踐中可能出現‘過保護’或‘缺保護’的現象。”他說。   　　先測算出符合我國現實情況的水環境基準值，再平衡各流域區域的技術、經濟水平，出臺管用的環境標準。超標部分進行總量控制和發放排污許可證   　　在去年的排污許可證制度國際研討會上，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表示，環境保護部正在研究出臺污染物排放許可制的實施方案，初步考慮用5年或更長一點的時間，將排污許可制度建設成為固定點源環境管理的核心制度。在制定全國排放標準的基礎上，如何因地制宜，將排放標準與排污許可證有效銜接，改善區域環境質量成為熱點。   　　對此，劉征濤表示，考核環境質量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準與標準上，在此基礎上才能建立科學有效的評估、排污許可證、總量控制、監測督查等管理制度。   　　“國外的先進理念叫做風險管理，經過對環境污染風險的系統化試驗調查、技術推算、驗證評估、督查管控等來科學判定環境風險，然后選擇最優的方法來降低或消免環境風險，達到保護生態安全、提升環境質量的環境管控目標。”他說。   　　只有基準和標準制定科學準確，與之配套的環境監管才容易有效進行。“如果要制定科學的基準，必須以我國的水環境特征（溫度、溶解氧、pH值、硬度等）為基礎，選取有生態學代表性的本土生物進行實驗和數據采集，測算出符合我國現實情況的水環境基準值，然后再平衡各流域區域的技術、經濟水平，出臺真正‘管用、好用’環境標準。根據標準限定值，超標部分進行總量控制，在這個總量分配過程中就需要排污許可證。”劉征濤說。   　　此外，劉征濤認為，我國水質標準的發展趨勢將是逐步合理分區、分類、分級管理。如原有的地表水標準統一分為5級是由于歷史原因，雖然起到一定作用，但長久以來也出現難以約束企業排污行為的問題。從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一般水質基準只有一級，企業如果踩到這條“紅線”，環境監管將是零容忍。   　　“有人擔心倒逼企業減排是否技術上可行，據我了解，使用怎樣的處理技術主要是靠市場的調節行為，價廉物美的技術自然會成為主流。比如一些重金屬治理技術在國外上世紀80年代開始至今已經比較成熟，并且起到良好的治污效果，環保部門主要是依據實際情況科學制定并監管好相關技術標準來引導相關產業的發展。”   　　中國基準要中國制造，水質基準最核心和最基礎的數據應依據我國水生態環境特征、本土生物及人體特征參數，由我國自己采集分析   　　據了解，近幾年，我國松花江、遼河、海河、黃河、長江等七大主要河流中月1/4的監測斷面水質屬于或低于地表水Ⅴ類水質，一些重要湖泊中約1/3的水質屬于或低于地表水Ⅴ類水質。有些地區在實際環境管理中反映根據水質標準依然控制不住水環境惡化，其根本原因是水質標準本身制定存在問題。   　　對此，劉征濤表示，“中國基準要中國制造”，水質基準最核心和最基礎的數據應依據我國水生態環境特征、本土生物及人體特征參數由我國自己采集分析，這里涉及大量的基礎性工作需長期、穩定的保障機制來做。國外引進的基準值基本要經科學分析后參考使用，采用的環境標準顯然會直接影響到環境管理效果。   　　“好比許多西藥的劑量是依據西方人的身體特征條件由西方人開發研制的，一旦我們東方人直接參照服用，由于人體體質、代謝及環境等存在差異，可能導致用量不合適而不能發揮好藥效。因此，要從我國流域水質特征、本土生態代表性生物等安全保護角度，實事求是地制修訂好我國的水環境基準與標準閾值。”他說。   　　他還強調，基準研究工作是長期工作，不能單純靠上項目搞運動式研究，科研項目在一定時間內一旦完工，相關需持續改進的工作就終止；而應建立長效可持續的環境基準、標準公益性研究工作機制。比如美國EPA（環保署）將基礎研究和管理實踐結合，專門設置機構研究環境基準，不斷補充有效的環境基礎試驗數據。   　　從生態系統完整性的平衡、安全角度來創新研究水環境的營養物基準或稱水生態學基準，將比單純研究水中的營養物氮、磷和藻類的直接關聯更為科學   　　據了解，2005年松花江硝基苯污染事件及2007年太湖藍藻污染事件暴露出我國在水環境基準技術體系研究方面的不足，因此需要系統地持續投入，不斷加強環境基準的科學性創新性研究。隨著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方法和技術趨勢也不斷融入基準制定方法體系中。   　　劉征濤表示，太湖藍藻污染事件發生后，傳統觀點認為是總磷、總氮超標造成藍藻爆發并產生大量藻毒素，主要需控制住水中的氮、磷等營養物就可以避免水體藍藻爆發。但是，現在的發展趨勢更可以從水生態學角度來控制水體中營養物。   　　“從水生態系統食物鏈營養級水平如藻、溞、魚的生態系統完整性的平衡、安全角度，創新研究水環境的營養物基準或稱水生態學基準，將比單純研究水中的營養物氮、磷和藻類的直接關聯更為科學，提出的解決方案也將可能更有效。”劉征濤說，“比如藻死后存在于底泥中，從水生態學系統完整性的角度看還會變成氮、磷返回到水中；底泥中的氮、磷對食物鏈上的魚類、溞類也會造成影響。”   　　此外，由于物質不滅，營養物和污染物在一定條件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比如目前營養物基準主要研究氮、磷，它們并沒有多少生物毒性，但在一定環境條件下容易使綠藻等浮游植物爆發式生長，這可導致魚類等生物缺氧受害或有藻毒素產生。但是，河湖底泥中若不含重金屬和有毒類有機化學污染物，僅包含氮、磷，將會是很好的肥料。”他說。  

地下水為人類提供著寶貴的水源，也是自然界水循環與水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我國有400余個城市以地下水為供水水源，有些城市地下水甚至成為唯一的供水水源。然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及工業的迅猛發展，礦產資源的開采、冶煉等環節，地下水重金屬污染問題日益突顯。重金屬污染分布和特點問題，國內外有學者已進行相關研究。重金屬污染與礦產資源的開采、冶煉密切相關，如在湖南、陜西、青海等礦石開采業較為發達的省份，部分地區地下水重金屬超標嚴重。       地下水污染尤其是重金屬污染的問題已經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但目前重金屬污染評價及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壤、地表水與沉積物，關于地下水重金屬污染的較少。地下水關乎人民健康，重金屬污染事件一旦出現，其造成的危害無法估量，因此研究出針對地下水重金屬污染治理的技術迫在眉睫。       本文將地下水重金屬污染的修復技術分為異位修復技術和原位修復技術2大類。目前研究及應用中，地下水重金屬污染的修復技術主要以原位修復為主，因此重點介紹了抽出-處理技術及幾種原位修復技術，并結合實際工程應用，對各技術的優缺點進行比較。值得關注的是原位生物修復技術中，Geobacter和Shewanella等微生物在特定條件下課產生納米線，可遠距離傳輸電子，大大提高了降解效率。       1、污染現狀       喬曉輝等對華北平原地下水重金屬污染分布特征，研究區地下水PH為5.4-9.4，平均為7.721，Fe含量超標嚴重，平均高于GB5749-2006標準300μg/L;Se、Cr含量部分地區出現超標，超標率分布為3.54%和1.77%。張兆吉等的研究也發現，華北平原地區有7.6%的地下水遭受重金屬污染，其中砷、鉛等重金屬呈點狀分布;其中又以鉛污染最為嚴重，砷含量普遍較高，淺層、深層地下水砷超標率分別達12.97%、5.12%。       張妍等研究黃河下游引黃灌區地下水重金屬污染水平以及健康風險評價，調查魯、豫兩省11種重金屬元素(Ba、Cd、Cr、Cu、Fe、Mn、Mo、Pb、Se和Zn)含量，其中Fe、Mn、Zn和Se出現超標現象，發現飲水和皮膚暴露途徑中，Cr污染對個人年風險均影響最大，但低于最大可接受風險。       文冬光等對我國東部主要平原地區開展地下水質量與污染評價，發現重金屬檢出普遍，呈點污染特征，超標率0.2%-9.3%，其中砷、鎘、鉛超標率分別為9.3%、3.5%和1.5%。       地下水中重金屬來源有多種途徑，一是含有重金屬的生活污水和未經處理的工礦廢水，排放入河流，經過灌溉進入地下水而造成地下水環境污染，如金屬電鍍、采礦、化肥生產、電子電池生產，造紙以及農藥的生產等;二是金屬礦山開采與冶煉活動，大量巖石裸露地表，進入到礦區及周邊地區的地表水體及地下水體含有大量重金屬元素。       按照污染場地劃分，地下水污染場地分為工業、市政、農業及特殊污染場地。其中重金屬污染場地主要是含重金屬的工業污廢水排放污染場地、工業固體廢棄物填埋污染堆放場地、礦產開采污染場地。目前修復技術主要針對的是工業類的污染場地修復。       重金屬是一類典型的環境污染物，其相對原子質量在63.5-200.6，密度大于5.0，包括汞、鎘、鉛、鉻和類金屬砷等生物毒性顯著的重元素，及鋅、銅、鈷、鎳、錫等具有一定毒性的一般重金屬。水中重金屬以多種形式存在，主要有離子交換態、金屬鹽結合態、有機物結合態和殘渣態等，其中以結合態、交換態的毒性最大，殘存態的活性毒性最小，如甲基汞要比汞的其他形態毒性要強。       重金屬不易被生物降解，可在身為體內富集，如重金屬Cd元素是致癌物質，進入人體后能長時間滯留，在生物體內的半衰期長達20-40a。汞可與生物體內蛋白質中的巰基高度親和，生成硫醇鹽，進而抑制蛋白質的合成。Cd會導致骨礦密度降低，增加骨折發生機率，人體攝入過量會引起各器官一系列病變。       重金屬元素本身的富集性及不可降解性，地下水的不斷遷移和循環，以及含水介質的差異性和復雜性，多種因素造成地下水重金屬污染具備如下特點：污染早期不易被覺察，污染范圍難以圈定。       2、修復技術       國內外已對地下水重金屬污染進行調研，并對典型重金屬去除方法取得一定成果。如抽出-地表處理技術、植物修復技術等。目前治療重金屬地下水污染的途徑主要有2種：1種是改變金屬離子存在形態，使其變成單質或者化合物沉淀，增強其穩定性，降低其在環境中的遷移性;另1種是改變金屬離子價態，大大降低其毒性。修復技術可分為異位修復技術和原位修復技術2大類。       2.1異位修復技術       地下水異位修復技術是將污染水體通過收集系統或者抽提系統轉移到地面上，進行處理后使水體達到排放要求的技術。       針對重金屬污染的修復，異位修復技術主要是抽出-地表處理技術(pump-and-treatmethod)，即在污染場地布置一定數量的抽水井，用水泵將受污染的地下水抽提至地上的處理設備進行處理，出水根據當地實際的地質情況進行排放，通常適用于處理高強度、突發性或污染暈埋藏深的場地。該技術處理周期短、效果好，但需要續的能量供給及定期的監測和維護，因此運行成本較高。       異位修復技術中，抽出-地表處理技術應用最為廣泛，根據美國環保局的統計，在1982-2002年間，相對其他修復技術，其在工程應用上的使用比例高達68%。但有時可能會出現拖尾和反彈現象。       2.2原位修復技術       由于異位修復技術投資及運行成本較高，因此重金屬污染的原位修復技術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原位修復技術指不破壞土體和地下水自然環境，對污染的地下水進行原地修復，該技術處理費用低、地表處理設施少、環境擾動性小，包括可滲透反應墻技術、原位電動修復技術、原位化學修復技術和原位生物修復技術。       2.2.1可滲透反應墻技術       1982年，美國環保局提出了可滲透反應墻技術(PermeableReactiveBarrier,PRB)。根據美國環保局(USEPA)的定義，“通過在地下安裝活性材料墻體，將污染物羽狀體加以攔截，在反應介質中經吸附、沉淀、降解等反應將污染物轉化為環境能夠接受的另一種形式，使得污染物最終含量達到國家規定的允許排放值”。       PRB技術中，活性材料決定反應時間和速度，并影響治理的效果和反應格柵所使用的時間。用于反應的充填介質包括零價鐵、活性炭、磷灰石、泥炭、微生物、鋸屑或其它物質。當污染羽較寬或者較深，會引起的墻體的尺寸過大，對此可先用低滲透性的隔斷墻先引導地下水流，進而可采用更小的反應器替代反應墻，即“漏斗-通道系統(funnel-and-gatesystem)”。       PRB技術中反應介質起主要作用，因此必須具有以下特征：吸附降解能力較強，能長時間保持活性;在水力和礦化作用下保持穩定;處理污染物過程中沒有有害物質產生;抗腐蝕性強。       PRB法可原位降解或者截留污染組分，不需抽出處理過程。單身在長期處理過程中，系統容易造成堵塞，因此需要對反應介質進行更新，從而保證其長期有效的作用。而且，PRB技術通常采用的是通過土體開挖和反應材料回填的辦法進行施工，開挖深度一般在8m以內，超過8m施工費用較高，需采用其他如高壓噴射等方法。德國與美國對這方面有較多的研究。此外，PRB的設計須根據污染物特征分析，地下土壤特性及地下水運行特性，因此在設計前，需要進行大量的前期調查及建立工作模型。       2.2.2原位電動修復技術       原位電動修復技術(Electromotionrepairingtechnique)是通過施加直流電壓形成電場梯度，使污染物質在電場作用下遷移至電極兩端，具體是各種形態的重金屬污染物先轉化為可溶態，然后在電場作用下通過離子遷移和電滲定向遷移出地下水。含水介質的土壤層更利于污染離子的遷移，因此該技術目前大多應用于含水介質的土壤層污染的原位修復上。       與其他修復技術相比，電動力學修復技術對地下水重金屬污染處理發生在2個電極之間，污染修復目標性很強;金屬離子移向電極兩端而去除，不會引入新的污染物質。但需控制穩定合適的酸性環境，另外，活化極化、電阻極化和濃差極化的存在，可能會使電流降低。       電化學技術還可以強化地下水原位生物修復，利用電動力學效應加速污染環境中微生物運動，提高污染物的生物降解速率。       2.2.3原位化學修復技術       原位化學修復技術(In-situchemicalremediationtechnology)主要是利用氧化還原試劑與土壤及地下水中污染物反生反應從而降低污染物含量的一種原位修復技術。可分為原位化學氧化技術(InSituChemicalOxidation,ISCO)和原位化學還原技術(InSituChemicalReduction,ISCR)。       ISCO技術是采用一定方式將化學氧化劑投放地下，使重金屬氧化為低毒、低移動性產物的修復技術。目前，二氧化氯、高錳酸鉀、臭氧和Fenton試劑是4種最為常見的氧化劑。如在修復As3+污染地下水時，加入氧化劑可使As3+轉化為毒性較低的As5+。另外，由于As3+的溶解度大于As5+，As3+轉化為As5+可顯著降低As在地下水中的遷移性。ISCO技術也可作為生物修復和自然生物降解的預處理。       ICSR技術是利用一些化學修復藥劑的強還原性，通過還原、吸附、沉淀或隔離等作用，將地下水中重金屬類物質還原為低價的穩態或單質形式，以達到降低其毒性和穩定性的目的。常用于地下水中的鉻(VI)、砷(V)等重金屬修復。       原位化學修復技術具有去除重金屬效率高，投入成本相對較低，修復周期較短等優勢。然而，如果地下水中伴有多種重金屬污染，采用該法去除一種重金屬污染時，可能會造成另外一種重金屬污染。另外，氧化還原劑本身的健康與安全問題以及可能引起重金屬遷移等問題也限制了原位化學修復技術的應用。       2.2.4原位生物修復技術       原位生物修復技術(In-situBioremediation)是指基本上不破壞原始地下水自然環境，利用地下水中原有的或者人工培養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微生物群，原位降解地下水中污染物的技術。如污染場地土壤和地下水中往往分布著產堿菌屬(Alcaligenes)、芽孢桿菌屬等多種可以使鉻酸鹽和重鉻酸鹽還原的微生物，可將高毒性的Cr6+轉化為低毒性的Cr3+。       利用趨磁細菌去除重金屬污染也取得良好的效果，趨磁細菌能夠吸收外界環境中的鐵元素，并在體內形成具有磁性的鐵化合物，在外界磁場的作用下，該菌能沿著磁力線的方向作定向移動，將趨磁細菌加入廢水中，吸附完成后在磁場分離器中將其分離。研究結果表明該方法可將含Fe2+廢水、Cr3+廢水以及含Ni2+廢水中的重金屬離子去除95%以上。       對于含重金屬的酸性礦井廢水，利用自然界硫循環原理進行厭氧生物處理和原位修復技術，具備無二次污染，處理效率高等優勢，其中利用硫酸鹽還原菌進行修復備受關注。硫酸鹽還原菌(SRB)能把硫酸鹽、亞硫酸鹽等硫氧化物以及元素硫還原成硫化氫。該菌降解重金屬主要有4條途徑：(1)厭氧條件下，SRB將SO42-異化還原為H2S，重金屬離子與H2S結合生成金屬硫化物沉淀;(2)SO42-轉化為S2-的同時PH升高，進而利于重金屬離子生成氫氧化物沉淀;(3)SRB產生的胞外聚合物吸附廢水中的重金屬離子;(4)SRB分解有機物生成CO2，部分重金屬和CO32-反應生成不溶性的碳酸鹽沉淀。              除SRB還原菌外，Charles等對比SRB和硒酸鹽還原菌(Selenitereducingbacteria,SeRB)去除硒酸鹽，以醋酸作為電子供體，發現降解途徑為SRB將硒酸鹽還原為硫化硒沉淀，SeRB將硒酸鹽還原為硒單質，2者均能有效的將硒酸鹽污染物去除。       自2005年，Reguera等發現胞外呼吸菌GeobactersulfurreducensDL1的菌毛具有導電性，并將這種生長在細胞周邊的聚合蛋白微絲命名為“微生物納米導線”(microbialnanowires),由此引發了關于微生物納米導線的研究熱潮。之后研究發現ShewanellaoneidensisMR-1、SynechocystisPCC6803、Pelotomaculumthermopropionicum類似的長十幾微米的生物導線。在污染修復領域，Geobacter和Shewanella金屬還原菌利用納米導線電子傳遞機制，可遠距離傳輸電子，使菌體擺脫了需要直接接觸電子受體才能進行電子傳遞空間限制，提高了電子傳遞效率。如Geobacter可通過菌毛將電子從細胞內傳遞到胞外，將U(VI)還原成不溶性的U(VI)，并將U(VI)吸附在菌毛周圍，形成不溶性的納米粒。        除異位和原位修復技術外，還有監測天然衰減技術      (MonitoringNaturalAttenuationTechnology,MNA)MNA技術通過修復場地的自然衰減作用，使污染物的含量和總量得以減少，從而使特定地點的污染在一定時間內完成污染修復。該技術具備生物修復技術的優點，但要求修復場地本身有較高的自然衰減能力。因此MNA技術適用于污染程度較輕、自然衰減能力較強的地區。       3、結語與展望       地下水重金屬污染與人民群眾健康密切相關，重金屬具有不可生物降解、易于在生物體內富集以及生物毒性等特點，加上地下水地質條件的復雜性，造成地下水重金屬污染修復更具危害性和隱蔽性。隨著對修復技術研究的不斷加深，目前各種修復技術已經成功運用于地下水污染治理。綜合國內外研究進展，結合我國國情，提出地下水重金屬污染防治以下思路：       (1)土壤和地下水密切相關，在土壤-地下水重金屬污染遷移轉化規律方面，根據遷移模型，可先修復土壤重金屬，進而防止污染地下水體或減輕后續處理強度。       (2)除PRB技術和電化學修復技術已經商業化應用外，生物修復技術的研究目前多著重于實驗室的模擬修復，在應用于實踐方面還有待于進一步增強。注重篩選高效、降解特定重金屬的微生物，實現規模化、產業化的實踐應用。       (3)值得關注的是原位生物修復技術，在尋找降解特定重金屬的微生物過程中，結合現代基因手段修飾Gsulfurreducens等產納米導線的微生物，從而提高重金屬污染修復效率。       現代修復技術應該是綠色意義的，完成地下水污染修復的同時，維護正常的地下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同時，地下水污染修復影響因素較多，單一的修復技術都有各自的適用范圍，因此，在實踐過程中，聯合物理、化學和生物修復的多種方法，高效、低能耗的實現修復目標。  

“‘十二五’期間，水利改革發展亮點紛呈，水資源管理成效顯著。”水利部政法司副司長王治表示，落實五大發展理念，加快從傳統水利向現代水利轉變，調整和完善水利發展布局與發展方式，統籌解決好水短缺、水災害、水生態、水環境問題。       3月22日是第24屆世界水日，聯合國確定的主題是“Water and job”即水和就業。水利部確定今年我國的紀念世界水日和開展中國水周活動的主題是落實五大發展理念，推進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并召開新聞通氣會，介紹我國水利改革和水資源管理相關情況。        水短缺改善       “十二五”期間，31個省區市出臺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意見、實施辦法、考核辦法等配套文件60余件，基本完成了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頂層設計；各省區市全部建立了由政府主要負責同志負總責的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行政首長負責制，實現了管理責任制省市縣三級政府全覆蓋。據統計，2014年，全國用水總量為6095億立方米，比上年減少近89億立方米；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比2010年下降31.9%，降幅比上年擴大7.5個百分點；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為0.530，比上年提高0.007；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區水質達標率為67.9%，比上年提高4.9%，4項考核指標均達到年度控制目標。       水災害減少       “十二五”時期,實施了155條大江大河主要支流、獨流入海河流和內陸河，以及4500多條中小河流重要河段治理，并在25個重點縣啟動實施了綜合整治試點，完成治理河長近5萬公里，使治理河段防洪能力得到顯著提高，為2.44億人和2.37億畝農田提供了防洪安全保障。       如期完成5400座重點小（1）型、1.59萬座重點小（2）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基本完成2.5萬余座一般小（2）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任務。開展了大中型病險水閘除險加固，列入規劃的2597座大中型病險水閘中，已有531座主體工程開工建設、363座完成除險加固任務。基本建成2058個縣山洪災害監測預警系統，提高山洪災害防御能力。       水生態修復       “十二五”期間，基本建立覆蓋全國主要水體的水質監測網絡，重要水功能區監測覆蓋率達到80%以上，省界斷面水質監測基本實現全覆蓋。開展入河排污口登記普查和監督性監測，從源頭控制污染物入河排放量。印發全國城市飲用水源地安全保障規劃，強化飲用水水源地保護。2014年，全國重要飲用水水源地水質達到或優于Ⅲ類標準的達到98.8%。開展了105個水生態文明城市試點建設，通過打通斷頭河、連通水系、調水補水、生態護岸、污染溝道綜合治理等建設，增強區域水資源和水環境承載能力，城市河道逐步成為城市建設的新亮點、新地標。       水環境治理       “十二五”期間，水利部組織完成13個重要河湖健康評估和14個不同類型水生態系統保護與修復試點，太湖水環境綜合治理成效明顯，塔里木河、黑河等流域生態系統得到初步修復。       “十二五”期間，建立重要飲用水水源地核準公布制度，公布175個重要飲用水水源地名錄，并修訂供水人口20萬以上重要飲用水水源地名錄，加大對重要水源地核查和監督管理力度。完成全國城市飲用水源地飲水安全保障規劃，切實強化飲用水水源地保護。制定《全國重要飲用水水源地達標評估技術指南》，組織開展重要水源地安全保障達標建設。最新評價結果顯示，全國重要飲用水水源地水質達到或優于Ⅲ類標準的達到98.8%，水源地安全保障水平、水質狀況穩步提高。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有關部門先后對主要污水處理設備制造企業進行了技術改造，提高了制造能力和制造水平，城市污水處理設備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當前，我國正在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城市覆蓋率進一步提高，為自動化水處理設備帶來較好的市場機遇。與此同時，國內不少大中型企業結合產品結構的調整和資產的優化組合，把污水處理設備的開發、制造列入發展計劃，并積極尋求項目和技術的支持。可以預見，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內，我國的城市污水處理業和污水處理設備制造業必將進入高速發展階段，污水處理設備必將在發展中擔當起重任，杜絕污水的排放，不斷促進我國各行各業的迅速發展。       目前，我國城市污水處理行業改革處于不斷探索和深化的過程中。國家明確提出了對公用事業進行開放，允許社會資本進入公共行業;同時，要求在壟斷行業放寬市場準入，引入競爭機制。這為城市污水處理產業化發展帶來了契機。       不同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城市污水處理產業化發展的程度有所區別，總體而言，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以北京、上海、深圳等經濟發達城市為代表。在大量投資建設的拉動下，該類城市的污水處理已進入產業化逐步完善期。管理部門對市場化的理解逐步深刻，不僅關注引資因素，更關注效率的核心目標;產業化相關政策陸續出臺，政府監管已經基本到位;傳統國營企業主體完成改制，企業競爭力明顯提高。第二類是江蘇、浙江、廣東等沿海地區具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城市，大都出臺了一些城市污水處理產業化、市場化發展的促進性政策，明確了發展方向;收費體系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資產和行業監管的角色正逐步理順;呈現較好的競爭態勢，逐漸成為投資的熱點區域。第三類是內地省市在國債等國家財政支持政策的促進下，在國家污水處理產業化政策的要求下，被動或主動地都以文件的形式確認了產業化的發展方向，積極開展了引資為主要目標的產業化探索;污水收費初步建立，傳統行業主體的改制滯后。